康德:理性为自己立法

　　所谓“我应该做什么”是就人的道德行为而言，“应该”一词涉及自由与责任。首先要肯定的是：所有的人都有道德的经验。譬如：谁不曾“后悔”过?后悔就是一种道德经验。若是没有“自我”，则无所谓自由;若是不须负责，则自由只是幻想。负责是就行为善恶的后果而言亦即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如果人的生命到死亡为止，则善恶报应只是一句空话，因此，人的灵魂必须在死后继续存在。那么谁来执行善恶的公平报应?是上帝，因此上帝存在。以上这段推论在寻找道德经验的“先验”根据。

　　既然人有道德经验，那么当然要问：这种道德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?康德提出三大设准：人的自由、灵魂不死与上帝存在。由道德经验的省认，肯定了自我与上帝。他的说法称为“道德形而上学”，就是经由人的道德行为而找出真实的本体。这是真正的革命。

　　在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宗教文化熏陶下’西方人习惯了“以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”。康德则另辟坦途，把宗教摆在一边，要以理陛作为道德的基础，也就是著名的“理性为自己立法”之说。由此推出的伦理学成为义务论。西方伦理学的三大主流是：效益论、义务论与德行论。

　　譬如，我在自己开设的商店门口，贴上“童叟无欺”的标语。如果我心里想的是“诚实是最好的策略”，如此的作风将带来长期的效益，那么我的立场属于效益论。其次，我之所以贴出“童叟无欺”一语，完全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，我应该尊重义务，那么我是个义务论者。至于德行论，则是鼓励人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由此培养德行。一般人在考虑“应不应该”时，往往兼顾了上述三种立场，但是哲学家的特色就是要分辨何者为真正正确的观点。

　　于是，学习康德的义务论者，难免表现出一些不近人睛的作法。譬如，我到医院探望一位朋友，对他说：“我来是因为你是‘朋友’，而不是因为我喜欢你或者我乐于获得你的感谢。”试问谁能接受这样的说法?康德会有这样的观点，因为他认为：你做一件事，如果牵涉到任何快乐，那么你就可能“为了快乐而做此事”，如此一来，不是接近效益论以致减损了道德价值?

　　为此，康德哲学在西方受到不少批评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对道德的创见，就是：每个人都有理陛，也因而都是道德主体，不能被当成手段或工具来利用。说得清楚一些，“你不能仅仅把别人当成手段，而不同时把他当成目的。”这句话让人振奋。人的社会分工合作，也因为互相服务，当我用到别人时，自然会以他为工具来达成我的需求。但是我“同时”也要以他为目的，就是尊重他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有理性、有尊严、有价值的主体。

　　由于康德的道德学说十分特别，他被人称为“住在科尼斯堡的中国人’，这是因为西方人认为中国读书人即使不信上帝，也会表现高尚的道德行为。